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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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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清雍正帝为什么会疑团缠身?  

2009-12-14 15:41: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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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代十二位皇帝中,雍正在位十三年,他具有杰出的才能,勤于政务,洞察下情,办事认真,御下严格,以雷厉风行的手段纠正了康熙晚年吏治疲软、贪污公行的弊端,又实行“地丁合一”、“耗羡归公”、“改土归流”的政策,减轻人民负担,促进经济发展,巩固国家统一,为以后的乾隆盛世奠定了基础。自他登基以来,采取铁血手腕,凡是危及皇位的人,无不倒在他的面前。他处心积虑地分化瓦解了允禩集团,打击了允禵争夺皇位的势力,严惩隆科多结党联盟企图篡权的诸文武大臣。其株连之广,处置之惨,堪称是清代的铁血皇帝。令人奇怪的是,雍正的铁血手腕并没有减少世间的舆论,相反,疑虑和迷团如潮水涌动,一浪高过一浪。围

绕着他的层层迷雾,不但让野史和民间传说附会流行,也给今天的文艺创作留下了极为丰富的想像空间,是一座挖不完用不尽的素材宝库。

清代每个皇帝都有传闻,这并不奇怪。但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很难听到来自深宫大内的消息。偶有传出,范围也有限。百姓关注度最大的往往是皇帝如何驾崩的,也导致多数皇帝的疑团多是在其死后出现,比如:清太祖努尔哈赤是死于疽痈发作还是死于明军的炮火?顺治帝究竟是在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还是出天花而死?嘉庆是暴病而亡还是雷殛致死?咸丰是自杀吗?光绪是他杀还是病故……而雍正则不同,负面新闻层出不穷。他刚登上大统,关于他篡位的传言就不胫而走;此后有关他性格刻薄乖张、违反人伦道德的飞短流长更是不绝于缕;就连他的死因也有多种版本,其中坊间流传的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所杀,连头颅都不知去向最为离奇。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不能怪别人,因为始作甬者正是雍正帝自己。

雍正六年(公元1728年)秋,湖南永兴失意文人曾静派自己的徒弟张熙(化名张倬)赴西安向陕西总督岳钟琪投书策反。信中大致有四个方面的内容:一,强调“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伦”。认为雍正是“满洲”女真人,“满人”入主中原是“夷狄”盗窃王位,所以要反对清朝的统治。二,谴责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列出雍正帝“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利、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十大罪状。这么多罪状,根本无资格当皇帝。三,指责雍正帝是用阴谋诡计篡位的,因而天地不容,百姓饥寒交迫,游离失所,反清愤忿,一触即发。四,策划岳钟琪同谋造反。称岳是宋代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后裔,劝其继承先祖遗志,不应效忠清王朝,要他用手握重兵之机举事谋反,为列祖列宗报仇,替大汉民族雪耻。岳钟琪读完谋反书信,大惊失色,如实上奏雍正帝。雍正指示岳钟琪秘密审讯,岳采取巧计诱供的计策,骗取了张熙的信任,张熙将恩师曾静和与曾静来往密切而又诋毁清朝最严重的人都告诉了岳钟琪,曾静等人被捕。雍正认为,张熙投书谋反案不是偶然现象。特别是曾静供出“华夷之辨大于君臣之伦”的反清排满议论来源于已经撒手人寰四十五年的反清祖宗理学大师吕留良。雍正据此分析,这些谋反言行来源于两个方面:“盖其分别华夷中外之见,则蔽锢于吕留良不臣之说;而其谤及朕躬者,则阿其那(允禩)、塞思黑(允禟)、允禵之逆党奸徒,造作蜚语,布散传播,而伊误信以为实之所致。”

曾静等反清言论源于吕留良及其著作,让雍正觉得思想犯比现行犯危险得多。曾静见状也来个顺水推舟,将全部反清思想和现行反清行动都推到受吕留良的蛊惑和影响上。因而雍正精心将张熙投书和吕留良的著作摘录成条,进行口诛笔伐,以求达到清除反清排满思想。在审讯时公开提问,要曾静、张熙等老实交待,重新认识,自我批判。比如,对于“满清入主中原君临天下,是否符合正统之道”这个最根本的问题,雍正批驳的上谕就有四千多字,多处引用孔子的话,以示清朝统治的“正统”。“夫天地以仁爱为心,以覆载无私为量。是为德在内近者,则大统集于内近,德在外远者,则大统集于外远。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就是说皇帝的产生不分远近华夷,只要是大仁大德的人必然会受到上天的眷顾,自从中国有帝王以来,这个道理是始终如一的。“且逆贼吕留良等,以夷狄比于禽兽,未知上天厌弃内地无有德者,方眷命我外夷为内地主,若据逆贼理论,是中国人皆禽兽之不若矣。又何暇内中国而外夷狄也?”吕留良把夷狄比成禽兽,他们不知道上天厌弃内地缺少仁德的圣人,才关怀爱护我们处于外夷边远地区的人,天命让边疆地区的圣人做了中国内地的皇上。如果按逆贼们的论调,边远地区的人都是禽兽,那么内地的人就连禽兽都不如了。总之一句话,满清入主中原完全是天意。

这样的争论写成一本书也难有定论,就此打住。还是看看雍正有必要大兴文字狱吗?吕留良生活在康熙朝,他的反清复明思想,多见于其著作《吕晚村先生文集》、《东庄吟稿》等。他的反清行动最激烈的表现是清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拒不应试,被革除诸生,当时朝野为之震惊。康熙十八年浙省官员推荐他参加博学鸿词科考试,被他拒绝。第二年地方官员又以“山林隐逸”荐举他,他坚辞不赴,决意出家为僧,遁迹吴兴县妙山,起法名为耐可,字不昧,号何求老人,筑风雨庵著书、讲学。曾写下“谁教失脚下渔矶,心迹年年处处违”、“八年倦容违心做,九日黄花满意开”等诗句,表现他誓不仕清蔑视现政的民族气节。但是,康熙并没有把他怎么样,吕氏于康熙二十二年病死。这一时期,可以看出持异端的知识分子还是有一定生存“自由度”的,也没有影响康熙奠定“康乾盛世”的基础。和康熙相比,雍正的做法未免有些神经过敏,是色厉内荏的表现。

雍正还认为,这件事背景也非同小可。试想,曾静、张熙深居穷乡僻壤,怎能知道宫廷中发生错综复杂细节,怎能指责他犯有十大罪状呢?雍正知道,允禩集团党羽还在各地兴风作浪,绝不能掉以轻心,因而他集中力量追查雍正失德等十大罪状的具体情节及其来源。

关于雍正继位制造的种种议论,曾静供称,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指雍正)将“十”字改为“于”字,变为“传位于四阿哥”而篡位(雍正为四阿哥);又说“圣祖在畅春园病重,皇上给圣祖端碗人参汤,圣祖喝了后便驾崩了。”关于逼母,说是雍正逼太后在铁柱上撞死。雍正认为,这些说法诬蔑诋毁、怪诞奇特至极,曾静、张熙等信以为真,而生背叛之心。人言可畏,这些传言直接关系到他这个皇位是否能坐的根本问题,因而他决心清除心腹大患,不惜以万乘之尊同犯人逐条辩论。甚至对天发誓:“朕若有此事,皇天在上可以证之。”看来,确实是惹恼了雍正。

曾静供称,他是“听安仁县生员何立忠和永兴县医生陈象侯说的”,何、陈供称是听茶陵州风水先生陈帝锡说的。经多次审讯陈帝锡,他又记不清楚了,含糊其词地说:“是在衡州路上,碰见四个穿马褂、说官话,像是旗人的大汉子,说岳老爷上了谏本,不知避讳,皇上大怒。”但后来“皇上并未定他的罪,反加封他的官。”经过反复审讯,辗转查访,顺藤摸瓜,查出是被判罪流放的允禵得力太监和党羽达色、蔡登科、马守柱、耿桑格、耿六格、吴守义、霍成等人说的话扩散出去的。这些被株连的宫中太监发配到广西充军,他们心怀不满,沿途肆无忌惮地攻击漫骂雍正。同时又查出以前发配东北三姓地方的允禩集团亲信党羽,同样到处传播流言,泄其私忿。雍正紧紧抓住被发配的允禩残余势力散布流言不放,同曾静谋反、吕留良文字狱结合在一起,为彻底肃清允禩集团势力找到了借口。凡查出流言而中伤当今皇上的允禩集团残余分子,罪加一等,重新从重处置。

这桩由雍正帝亲自领导并审讯的清朝最大文字狱案,从雍正六年开始立案追查,直到雍正十年方告结束。令人不解的是,雍正一反历代皇帝处置钦犯的常例,下令释放曾静、张熙等谋反犯,让他们戴罪立功,到各地现身说法清除流毒。政治思想犯吕留良被锉尸枭首。他的长子吕葆中、学生严鸿逵被刨棺戮尸,枭首示众。其他牵涉到此案的人也受到严刑惩处。尽管九卿大臣对雍正的“出奇料理”极为不满,纷纷上书要求将曾静、张熙等凌迟处死,但雍正却认为,若不是张熙自投罗网,曾静等供出许多散布流言蜚语惑众造反的人和诽谤皇上的奸人恶党,他们如何能暴露无遗?用雍正的话说:“朕深居皇宫何以能知道,何以能去一一查清,又何以能使天下臣民得知朕继位之正?”如此看来,曾静、张熙还成了有功人员。所以雍正决定不究其往,不究其罪,予以无罪释放,使其改过从新。非但如此,雍正还降谕子孙后代:“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

同时,雍正还编纂刊刻这桩最大文字狱案的全部谕旨、审讯、口供的秘密记录,后附曾静的认罪书《归仁说》,书名为《大义觉迷录》,发行全国各府州县以及“远乡僻壤,让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要每学宫各贮一册”,永久存档,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倘有未见此书,未闻朕旨者,经朕随时查出,定将该省学政及该县考官从重治罪”。曾静、张熙被释放后,安排在湖南观风整俗使处。之后,曾、张二人携带《大义觉迷录》到各地向民众现身说法,宣讲此书。由此可知,《大义觉迷录》这部“学习材料”刊刻数量之多,普及发行之广达到了雍正年间的最高水平。

雍正这种做法是一把双刃剑,在将一件旷古少见的文字狱案公布于世的同时,也把皇宫中只有极少数人知道的内幕大白于天下。它起到的作用究竟有没有达到雍正所设想的让广大民众“觉迷”很不好说,但是皇宫中的内幕新闻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则是肯定无疑的。

现在看来,有些事情雍正是过于认真了。比如他最为看重的继位问题,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康熙谕旨写得明明白白:“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朕即皇帝位。”谕旨中根本就没有“十”字,也无从改为“于”字。而且,有“皇”字在先,无论改成什么也变得文理不通了。再说,谕旨是满文、汉文对照,即使改得了汉文,也改不了满文。显然“改诏”之说纯属杜撰,以口头语言“四阿哥”、“十四阿哥”的说法想像而来。再比如,有些传言,完全可以不必理会。审讯雍正帝霸嫂为妃的传言时,问曾静:“你在湖南供内,有‘将二爷的嫔妃收了’等语……你这话从何处来?又你以密亲王为三爷,语虽讹传,必有乱说之人,你可据实供出。”曾静供称:“收嫔妃的话,是雍正五年五六月间,往来路上人传说,衡州路上押着一个犯官过,他如此说。弥天重犯听得此话不察,妄以为此话自犯官说出,毕竟是事实。其实到今日,万万记想个传说的人不出,亦不知是个什么犯官……”像这样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传闻也大动干戈,层层审讯,越抺越黑,假的也弄成真的了。不仅如此,所有毁谤雍正的谣言传语,据曾静供称:“弥天重犯书内千错万错,无一字著实者,总因错听谣言,误解经义,所以酿成大恶,到今日不可疏解。”不是“往来路上人传说”,就是“错听谣言”,有多少真实性可言?雍正以假为真,纡尊降贵,以皇帝之尊与平民囚徒进行辩论,反倒给人以做贼心虚之感。特别是亲自编纂《大义觉迷录》一书,要求刊行全国,家喻户晓,将大清帝国的宫廷内幕、隐秘到处传扬。雍正的本来目的是为了歌颂清朝建国后的文治武功、丰功伟绩,宣扬雍正的光明正大、道德仁义,但结果与雍正的初衷却大相径庭。雍正没有料到,《大义觉迷录》一书不但没有洗清自身,反倒给自己泼了一身脏水,此后更是流言不绝。

更让雍正没有料到的是,他的儿子乾隆会公然违背他的遗训。乾隆登基后,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十月初八日,下旨道:“夫曾静之罪不减于吕留良,而我皇考于吕留良则明正典刑,于曾静则摒弃法外者,以留良谤议及于皇祖,而曾静止及于圣躬也。今朕绍承大统,当遵皇考办理吕留良案之例,明正曾静之罪,诛叛逆之渠魁,泄臣民之公愤。”令湖广总督、巡抚将曾静、张熙押解进京,听侯审判。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十二月十九日,乾隆针对其父“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求诛戮”的遗命,下旨刑部:“然在皇考当日,或可姑容;而在朕今日,断难曲宥。前后办理虽有不同,而衷诸天理人情之至当,则未尝不一;况亿万臣民所切骨愤恨,欲速从典刑。于今日者,朕又何能拂人心之公恶乎?曾静、张熙著照法司所拟,凌迟处死。”此时距乾隆登基还不到一百天。

曾静、张熙难逃一死,雍正精心编撰刊行天下的的御制国书《大义觉迷录》也厄运临头。乾隆宣布此书为禁书,停止刊刻,停止颁发,在全国范围内统统收缴销毁,私藏者即有杀头之罪。和雍正朝几乎人手一册相比,此时是唯恐有一人“觉迷”。此后,红极一时的《大义觉迷录》被湮没二百多年不见天日,直到光绪末年革命党人在香港翻印出来,才让它重现世间。

为什么雍正帝尸骨未寒,乾隆就敢违背他的遗训?在乾隆看来,无论雍正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他的做法都是把皇帝一丝不挂地推到了万众百姓面前。惊讶之余,人们难免会想,哈哈!圣明的皇帝也会有这么多见不得人的勾当,威严的皇宫包藏的竟然是血腥和肮脏!致使一国之君威风扫地,皇尊不再。这哪里会使臣民“觉迷”呢?至于留着曾静、张熙这两个“弥天重犯”当反面教员,更是难以起到“感化”的作用。

雍正、乾隆,孰优孰劣?若是说雍正拙劣,乾隆也未必高明。一件谋反案,一个是大力张扬,一个是严酷禁锢,都是在两个极端的表演。

我们只能发一句感慨: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2009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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