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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德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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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志

 
 

为什么“闯关东”山东人最多?   

2012-09-03 10:31:4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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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东”是指从清顺治八年(公元1651)至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这个历史时期内,从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的百姓赴关东谋生的历史,共299年。

民国十八年(公元1929)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闯关东”的人员中山东省达七十四万二千人;其次是河北省,共一万七千六百人;河南省一万一千六百人;其他地区一万人。山东省占百分之七十一。时任长春总商会会长董立广先生估计,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二九年经过长春的难民,山东人占百分之九十五强。据《清代和民国山东移民东北史略》一书统计,从清到民国,“闯关东”的山东人达2500万人。有资料表明,解放前东北的三千五百万人口中,山东人就占了两千万。东北土著称山东移民为“山东棒子”,意为粗野、傻笨、执拗、倔犟,一条道跑到黑,但从未有“河北棒子”、“河南棒子”、“山西棒子”的称谓。山东移民在东北覆盖面之广、影响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闯”字有猛冲的意思,到关东谋生要冲破一切阻力,勇往直前,犹如上战场一般,何其艰难!然而,这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再难再险也要全力以赴。作家峻青在《东北记行》一文中这样描述“闯关东”的人:“他们过的完全是野人般的生活。但是他们却总算维持住了生命。”同样的是为了生存,山西人“走西口”是为了经商,商场如战场,其险恶程度不亚于“闯关东”。但是,山西人从来不说“闯西口”,其中有何玄机?

山东谚云“死逼梁山下关东”,“闯关东”是仅次于为盗为匪的无奈选择。上梁山和“闯关东”相提并论,是因为二者有相似之处:有饭吃,有风险。明末,辽东地区仍然生活着数百万汉人,然而后来辽东汉人或被后金军队屠杀,或被强行迁出关外,禁止汉人进出东北。清入关以后,留在东北地区的人口不到四十万人。康雍乾“鼎盛”时期,关内各省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平均24人;而辽沈地区每平方公里仅为1.7人,吉林、黑龙江尚达不到此数。可以说整个东北地区还是一片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为保护“龙兴之地”,顺治、康熙年间先后修建柳条边于辽河流域和今吉林部分地区。禁止汉人越过边墙打猎、放牧和采人参。辽河流域的柳条边,南起今辽宁凤城南,至山海关北接长城,周长850千米,名为老边,也称盛京边墙。另一条边自威远堡东北走向至今吉林市北法特,长345千米,名为新边。在交通要道处初设边门21,后减为20。每边门驻官兵数十人,稽察行人。有偷越柳条边者,轻则发配充军,重则杀头丢命。如果柳条边是为了保护长白山的资源,那么边外是否就容易站住脚呢?答案是否定的。雍乾年间,由于大规模战事的减少,八旗生丁得到了充分休息,生育日繁。同时,也给他们带来尖锐的生计问题,根据八旗制度,旗人除做官和担任职业军人外是不可从事生产活动的,但“甲不能遍及,而徒使之不士、不农、不工、不商、不兵、不民……于是其生日蹙,而无可为计”。更为严重的是,由于除兵差外,他们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渐染浮华靡风。这使得本来就非常艰难的生计更是雪上加霜。为解决八旗生计,向东北移旗屯田的政策应运而生。屯田东北就必然会发生东北流民与旗人急田争利的矛盾。为保证旗人独享东北地利,严格封禁制度遂成为其惟一的解决办法。移民关东,不仅仅是路途艰辛,风餐露宿,而且还要遭遇重重关卡阻拦,非“闯”而不能成功。

 从地理上看,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隔海相望,从胶东半岛最北端的蓬莱到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铁山岛,直线距离约100公里,乘船一夜即可抵达;从胶东半岛的烟台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线距离约140公里;从胶东半岛的威海到辽东半岛的旅顺口,直线距离160公里。如果走陆路去关东,环绕渤海而行,要远得多。仅从烟台到沈阳的铁路里程就为1574公里。难道是地理上的优势造成“闯关东”山东人最多吗?未必。因为河北与辽东毗邻,过了山海关,沿辽西走廊即可长驱直入,到达辽东,以至整个东北地区。但河北“闯关东”的人数远远比不上山东。这恐怕要到山东人的性格中找原因了。

山东人质朴实,胸怀坦荡,而且重感情,讲义气,能为朋友两肋插刀。无疑,这样的品格在陌生险恶的环境中显得尤为重要。一个义字把梁山一百单八将聚在一起,“闯关东”同样也要以义字当先。山东人“闯关东”除了开荒种地以外,放山(采参)的人也很多。深山老林危机四伏,就连蚊虫小咬也织就一张索命大网,如果没有同行者互相关照,不要说挖参了,连性命都难保。挖参行帮崇拜的祖师孙良就是山东人,他的墓前刻有其临终前留下的绝命诗:“家住莱阳本姓孙,漂洋过海来挖参。路上丢了亲兄弟,沿着蛄河往上寻。三天吃了个蝲蝲蛄,不找到兄弟不甘心。”孙良没有找到亲兄弟,自己也饿死在咕河边。舍命救亲人,这就是山东人。忠义是挖参行帮必备的素质,把孙良尊为祖师爷毫不奇怪。同样,这样的性格也使山东人敢于“闯关东”,而且由于山东人吃苦耐劳,生活节俭,更容易获得生存空间。

山东人另外一个选择就是淘金。说起淘金,不能不提到夹皮沟金矿的一个金工,原藉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韩家庄的韩宗宪。韩宗宪为人粗犷豪放,行侠仗义,后来成为夹皮沟金矿的首领。到咸丰十年(公元1860),开采沙金矿22处,脉金坑口7处,金工达四五万人。咸丰二十年(1870),夹皮沟金厂日产黄金500余两,是当时世界上产金最商的矿山之一。夹皮沟地处柳条边外,民间俗称韩宗宪为“韩边外”。

“从龙入关”的人并非都出于自愿,不少人怀念故土。清廷政权稳固后,于顺治八年(公元1651)下令:“令民愿出关垦地者,山海道造册报部,分地居住。”这无疑给封禁撕开了一个口子,也成为“闯关东”的肇始时间。东北土地肥沃,吸引了大批贫苦百姓移民。清廷的移民政策时松时紧,但总体上是逐渐放宽。至道光五年,清廷在柳条边以北地区对民人封禁体制走向瓦解。至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235年的封禁完全结束。“闯关东”不再受政策局限,其大潮亦拉开帷幕。有清一代,山东人“闯关东”达700800万人,而掀起高潮则是在中华民国期间。当时军阀混战,土匪横行,官府盘剥,天灾肆虐,山东人不堪其苦,涌向关东。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东北后,既无资助,又无保护,全靠一双手,闯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他们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生活习俗,成为今天东北汉族人的主要来源,并为开发东北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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